我們時代的新美學:海南五指山民俗調查側記

  五指山市是2001年由通什市改名而來,“通什”為黎語,意為“肥沃的河谷”。它位於海南島中南部腹地,東南鄰保亭縣,西接樂東縣,北連白沙縣和瓊中縣,是海南省中部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少數民族占人口總數約66%。五指山是黎、苗族傳統文化歌舞及工藝品創作和表演的主要基地,也是海南省每年“三月三”黎、苗民族傳統節日慶典的主要場所。2012年3月,我與同事來到此地做節日民俗調查。

  三月三是漢族和多個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對於海南的苗族和黎族來説,尤為重要。按照本地人的説法,在當地黎族看來,甚至比過春節還重要。漢族的三月三是水邊飲宴、郊外遊春的日子,如杜甫所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而就黎、苗、壯等族而言,更多帶有祭祀、祈祝和婚媾的意味,黎族的民歌就唱道:“想要戴鐲頭,先得伸出手;想聽情妹歌,三月坡上走”。 黎族的文化遺產以黎錦最為知名 ,海南的民族研究所就設立在五指山市,其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傳承、開發黎錦,至於其他的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倒並不是特別在意,原因當然涉及到多方面,不過最主要的可能還是因為可資開發的經濟潛能較低。

  海南省有打造國際旅遊島的定位,而“三月三”因為和旅遊業民俗風情展示的天然關聯,所以頗受重視,各市鎮政府部門都竭力想把“三月三”打造成文化品牌,以便在“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大潮中開發利用。因為政府有意識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依託旅遊產業,所以顯示出“雜糅”的特色——即雜取民間各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元素,根據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需要進行創編,將它們融合在集中性的、利於展示和表演的場景和舞台形式。與帶有明確的“建構”色彩和文化創意的商業目的不同;同更具有典範性質的官方保護意味也有差別;五指山市以“三月三”為中心輻射開來的各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可以説介於二者之間:它是政府指導、民眾參與,傳統文化為支撐、現代旅遊業為目的,目前尚處於方興未艾的發展階段,其可持續性、社會效應、經濟利益和文化後果,還需要一些時日才能觀察地更為清楚。臨近的陵水、三亞等市同時在3月24日這一天舉辦慶祝“三月三”的活動,五指山市只是一個較小的分會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它既不再具有先民神聖祭祀的意味,也沒有底層民眾自娛自樂的意味,或者説即便還包含着這樣的內涵,但是無疑羼雜了更多現代創意產業的印記——無論從形式到內容,它都已經變化了。

  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海南島設立珠崖、儋耳兩郡,此後不斷有漢人和百越人遷入。唐宋時期,海南島州縣設置數量加多,外來文人貶官帶來大陸書院文化,宋代就已經有黎族子弟入縣學讀書。明實行土官土舍制度,到清道光年間,《瓊州府志》記載,海南已經是“黎人歸化既久,與齊民等”。而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中,五指山一帶因為地理位置等因素卻屬於主流文化鞭長莫及之處。

  周秦時期,黎族先民在古籍中稱“雕題”、“儋耳”、“離耳”、“穿胸國”或“貫胸國”,漢以後也有稱為“駱越”、“俚”、“僚”等,唐時出現了“黎”。五指山地區居住的黎族在明清文獻中被稱為“生黎”、“生岐”、“乾腳黎”、“遐黎”等 ,與受大陸文化影響較深的“熟黎”相對,由於地處山區腹地,與外界交流不暢,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保亭、瓊中、樂東交界之地,尚保留着父系原始社會公耕性質的“合畝制”。 合畝制不受州縣管轄,不供賦役,保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關係以公有制為主,以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為主,採集狩獵為輔。 不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六十餘年給此地造成的變化超過了以往兩千年的影響,現代性以加速度改變了本地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作為一種挽留地方性傳統的努力,其實也參與到文化變遷的合力之中。數日的考察,倒確實讓人在文化傳統的價值認知上看到了轉型的隱祕信息。

  《鹿回頭》是黎族很著名的一個傳説,相傳很久以前,黎族青年獵手阿勇手持弓箭,在搜山打獵。突然間,只見一隻坡鹿從樹林中跑出。坡鹿被黎族視為吉祥之物,誰能獵獲它誰就得到幸福。青年獵手窮追不捨,從五指山一路追趕幾天幾夜。翻過了九十九座山,追到了天涯海角。前面茫茫大海,無路可走,獵手舉起弓箭,坡鹿回頭向阿勇深情一瞥。瞬間火光一閃,煙霧騰空,坡鹿變成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含情脈脈地迎上前來向他表示愛慕之心。後來,獵手和她結為恩愛夫妻 。

  這個故事向來同壯族的“劉三姐”、白族的“阿詩瑪”一樣被視為少數民族的經典愛情傳説。不過,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加以細繹,則可以看到陸地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差異。獵手顯然是漁獵民族常見的形象,而鹿則是陸地文化的生物。我們如果將目前收集整理的黎族民間故事綜合起來看,有關海洋捕魚的題材很少。而坡鹿跑到陸地的邊界“回頭”的經典意象——這個意象如今被定格為雕塑,樹立在三亞鹿回頭公園裏——更是在換喻的角度印證了黎族文化是陸地文化的根源。“鹿回頭”的傳説從側面證實了即便是海島世居多年的民族也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海洋文化可能只有在南海諸島的一些原住民比如台南的雅美人那裏尋找。現有研究一般認為黎族源於古代百越的一支(正史典籍中多自稱為“駱越”後裔),是壯侗民族後裔。譯音“俚”、“裏”、“李”、“黎”,在壯語中的意思是“蛇”的稱呼。儘管尚無考古出土的證據,但結合文獻與口頭傳説,這個結論大致不差。不過,無論是大陸文化還是海洋文化的傳統,在如今都經歷了巨大的文化變遷。我們可以發現外來文化尤其是以啓蒙現代性為旨歸的文化已經慢慢改變了五指山當地黎族的謀生手段、生活方式乃至價值觀念。

  3月22、23、24日,五指山市及下轄的各鎮分別舉行了相關慶祝黎族苗族“三月三”節的活動,比如農民文藝匯演、民族體育競技、黎錦技藝比賽、民歌表演賽、特色工藝、特色食品展示等等。這幾天是區別於日常的節日,人們似乎都陷入了狂歡的狀態,時至今日,即便沒有政府的組織,在鄉野大澤之間,也會有民眾自發的對歌和祭祀活動。只是,如今在政府有計劃的組織下,更為集中,各種活動的場地分散在五指山市政府所在地衝山鎮的中心地帶。

  舉行民歌表演賽的場地就在南聖河邊,距離約一百米處遠的五指山市圖書館顯得冷冷清清。館前還掛了“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五指山市支中心”、“五指山市體育中心”、“五指山市少年兒童乒乓球培訓中心”、“五指山市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傳習館”等幾塊牌子,但是圖書館的書庫和閲覽室大門緊閉,二樓的“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五指山市支中心”的辦公室和信息資源數據庫空無一人,傳習館似乎已經很久沒有開門了,門柄上積滿了厚厚的灰塵。形成對比的是三樓的乒乓球室人聲喧譁,正在舉行一場叫做“香山花園杯”的乒乓球邀請賽,而和圖書館塵埃遍佈的電子閲覽室挨着門的“水之靈網城”也是人頭攢動,許多縣城青少年在裏面上網打遊戲。從圖書館出來,向西南走約一百米左右,在解放路與紅旗路交匯處是五指山市規模較大的書店,書店裏多是教輔和實用類書籍,也有許多流行讀物和西方文學名著之類,顧客也不算少,是中學生及他們的父母。與紅旗路平行的一條小街則是人們熙來攘往的商業街,遍佈販賣水果和各類貨物的商販。這一番周邊的情形,大致可以作為“三月三”活動的環境。

  當下“三月三”活動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形,活動更加多樣化,不再只是祭祀祖先的活動,同時還舉行體育競賽和文藝匯演、土特產品展覽和交易等等。南聖鎮歡度“三月三”節活動在新落成的鎮政府辦公樓前,在領導講話之後,各種黎苗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就開始了。鎮裏出於宣傳的考慮,除了邀請媒體之外,還組織了一批攝影師來舉辦現場的攝影比賽以擴大影響。我在對面的中學操場看到了一個苗族傳統婚禮——這個卻不是表演,而確實是一對青年在這個時候結婚,正好放在鎮子的活動裏。經過妙趣橫生的“搶新郎”,新郎新娘被帶到一處,由一個道士和一個舞士進行祭祖的儀式——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跳的就是苗族盤皇舞。這是個耐人尋味的事件,它將事實上的婚禮、想象中的傳統和現實的地方知名度宣傳策劃,通過“民俗”的形式展演出來:並非全然是表演,而是生活本身同表演發生的結合,無法分割,這其實造成了一種新形態的生活方式,進而也改變了文化和美學的生態。盤皇舞是苗族居民拜祭開天闢地之神“盤古”而形成的民間舞蹈,最初的目的是祈求豐登祝禱庇佑。從如今舞者猙獰的面具中還可以看出初民時期獰厲的美學特色,但是無疑早期的帶有儺巫色彩的內容被柔化,而突出了其奇異和娛樂的意味。

  而在五指山市中心廣場上的首屆農民文藝匯演,則是帶有表演賽性質的民間歌舞晚會,頗具代表性——它既不同於南聖鎮那樣最基層的政府組織囿於人力財力操持得格局伸展不開的局面;也不同於陵水那樣大規模地從中央電視台請主持人,還請來各種大小明星助陣的仗勢,從而沖淡了地方與民族文化的色彩——它是一個邊區四線城市在推動、宣傳、張揚、開發、利用地方民族文化的鮮明個案。

  這個文藝匯演是在省羣藝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潤飾編排的,節目以舞蹈為主,輔以獨唱、合唱和風情展示,五指山市下轄的七個鄉鎮都派出了隊伍。除了少數歌曲之外,直觀視覺呈現給觀眾的舞蹈多是經過省裏來的“專家老師”改良後的產物,比如水滿鄉的《招龍舞》將傳統的“招福舞”、“打柴舞”(竹竿舞/打竹舞)、“舂米舞”等熔冶在一起 ,穿插了盤皇舞,除了配上許多男女伴舞之外,它糅合進了民間“招龍舞”和科班民族舞的元素。

  官方富麗堂皇的美學風格整合下的民間下里巴人歌舞,在一般人看起來顯得非常彆扭。和我同去觀看這個農民文藝匯演的許多外來的記者、學者和文化人大部分看了幾個節目之後就走了,普遍的評價是這些節目土不土、洋不洋,是夾生飯的文藝次品。比如其中一個節目是黎族和苗族的服裝展示,背景音樂是Enigma 的Temple Of Love,這是時裝模特走T台的常用音樂,人們習慣於在時尚優雅、衣冠楚楚的氛圍中聽到它。但是在這個四線城市的廣場上卻被用來展示農民們捕魚、稻作和打獵時候的服裝,難免會讓許多人感到不倫不類。那些腰肢肥大的大嫂嬸媽、體型比例不完美的農家漢子擺着模特姿勢在聚光燈下亮相時,尤其讓文化人們感到不舒服,因為他們冒犯了習以為常的美學規範。

  這種對於他者想象性的美學可以稱之為“遠方主義”,其實是一種刻板印象思維的再現。那種習焉不察的美學規範沉浸在優美、崇高、和諧等古典範疇的懷舊想象之中,難以接受不符合對稱、協調、壯麗、輝煌等慣常審美標準的草根文化現象。這其實是一種無視現實的狹隘,很多人其實都或多或少患有這樣的美學潔癖症。他們顯然不會喜歡這樣的表演,因為它不夠“原生態”,可以帶來純真的想象,又不足以達到中產階級趣味中整潔、秩序、節制的標準——它是個雜糅的、不成形的、尚在發展的風格。

  而我想説的是,這才是我們時代最大的美學:粗劣、簡陋、真正的實在,它富於活力,從不止息,無法被任何既定的界定所束縛。這才是民族民間的活力所在。而我們都知道,各種所謂的“民族特色”都是被化約了的符號,是從原本的生產和生活空間抽離出來的表意元素。如果仿真前來組織現實,那麼,是人而不是仿製品變得抽象了。在這樣的節慶之中,黎族或者苗族的民眾及其文化,只是資本和官方意識形態完成形式的抽象適應物。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文化真相。當然,古今中外的文化莫不如是,“原生態”從來都是一種理想化的存在,它甚至比這些抽離的文化符號更加抽象。

  民間並非某個固定的羣體或者純粹的階層,它無疑糾合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羣落和力量,是無數關係、權力、利益訴求交織的產物。就像五指山這樣一個各民族雜居的底層城市,原先籍籍無名,人們只是因為某處風景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只有真的走到這裏,才會發現這裏有不遜色於一線城市的自信前衞時髦的少男少女,有剛剛從田地裏上來泥腿還沒有洗乾淨的農民,有隱藏於市的民間文人,有愚笨守舊的失敗者,更有正在蠢蠢欲動的傑出頭腦。這些地方表面波瀾不驚,卻藴藏着深厚的底藴;它們似乎古井不波,但有着勃勃的生機;它們看似混亂、骯髒、嘈雜,但卻是我們國家最多數人口的實際生活。面對這樣的現實,不應該閉上雙眼;面對這樣的時代美學轉型,知識分子要做的可能是重新復興對於民族民間的熱情和信念。

  原載《文學的共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著有《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文學的共和》《千燈互照》等,曾獲魯迅文學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全國民族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入選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

(特約作品,請勿轉載)

責任編輯: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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